常汝先：人生四季

┃Personal History

人生四季
我的小学和中学

© 常汝先

　　我只是一棵树
　　遍寻周遭
　　究竟有几棵在风雨飘摇中依然如故
　　它要像我一样具有童年的梦想
　　还有一番深深的孤独
　　坚守着一种纯粹的追索
　　那是多么温暖的感觉啊……

　　每当听到《你还有多少童年的朋友》这首歌，都会不自觉地想起我的少年时代。
　　整整一代人就生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那个年代给我们的人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不管你痛苦，还是幸福，是厌恶，还是喜欢，是迷惘，还是清醒；不管你是心怀愧疚，还是无怨无悔，是若有所失，还是志得意满；那个时代都属于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奋斗过，努力过，上下而求索。

一

　　我的小学是米市大街小学。在东单至东四的这条街面上，只有这一所小学。小学由一座教堂改建而成，除了青灰色的楼体，教堂已不复原来模样。有着层层台级的大礼堂便是原教堂的礼拜堂，教堂的地下室和四周新建的平房是各个年级的教室，校园里还有一个不大，但很平整的的操场。米市大街小学稍北不远，就是著名的基督教青年会。紧挨着学校的是北方旅馆，和旅馆隔街相望的就是协和医院家属宿舍（北院）的围墙。再往南一点就是大华电影院。学校的西南侧，便是闻名遐迩的协和医院。与学校西墙毗邻的，还有一座小巧的别墅——丹麦大使馆。这里是北京东城的中心，繁华之极。我的家就在小学斜对面的外交部街（一个历史悠久的胡同）。
　　小学的班长叫杨均，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的父亲曾经是这个教堂的牧师，解放后失去了职业，靠拾荒为生。杨均的家紧靠着学校，我们常常见到他那位戴着黑框眼镜的父亲，推着一辆小竹车，里面装着拾来的废品。
　　61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伯母送我进了学校。
　　在我所受的短暂的正规教育中，这所小学曾给了我许多温暖的回忆。
　　一年级的老师姓张，梳着大辫子，胖胖的，20多岁，嗓门嘹亮，行动如风。二、三年级的班主任姓肖。一位老太太，面容清瘦，说话轻声细语。四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孙伯荣，是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脸庞上有一双细长的眸子和挺直的鼻梁，英俊而干练。孙老师讲课语言简洁，后来做了小学的教导主任。李端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身材高挑，鹅蛋形的脸上目光温和明亮，她衣着朴素，但却剪裁得很合身，冬天常穿一双好看的翻毛皮鞋。在她悠扬的风琴伴奏下，我们学会了许多歌，在临街小楼的音乐教室里唱《我们的田野》《小溪流水响叮咚》，歌声欢快，飘出窗外。
　　教音乐的李老师，后来成了孙主任的妻子。
　　在小学，孩子们最爱上的是体育。小学的体育老师是习森泰。这是一位40岁左右的精干男人，梳着背头，既严厉又幽默，他训练的校体操队在东城区小有名气。
　　不知为什么对小学的印象较之中学要深刻的多，以至过去那么多年，这些小学教师的名字我还能脱口而出，其音容笑貌也栩栩如生。但对许多中学老师的形象举止，我已忘却了大半。
　　在米市大街小学，我和许多同学一样顺利地读到了5年级。那时几乎没有什么课业负担。上课听讲、问答，放学去同学家上学习小组写作业，有着大把的欢乐时光。唯一让我紧张的是父亲晚上会经常抽查默写生字。而这也是家里对我学业唯一的督促。
　　在三年级的时候，我突然迷恋起了画画。尤其喜欢临摹老虎、骏马之类的动物。家里有成套的《三国》《水浒》小人书。这些小人书的插图成为我“临摹”的范本。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动物速写集》，更是整天照着画。一天，伯母拿着我的画去找杨均的父亲，希望他指点一下。这位前神父看了一眼我的临摹，脸色冷淡地说，不要画这些东西了，多画画工人农民吧。这一番话令我大为失望和沮丧。
　　60年代对中国而言是多事之秋。62年到63年，大饥荒的阴影开始笼罩京城。粮票油票成了百姓家中最珍贵的东西。父亲日益消瘦，母亲的小腿总是浮肿的，轻轻一按便是一个坑。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的午饭是水煮捧子面团子（棒子面搓成的，如乒乓球大小）。小孩吃两个，大人吃三个。为了缓和粮荒，父亲的单给职工供免费供应酱油渣（炼完酱油后的废豆渣）。那酱油渣黑褐色，酸涩难咽。没有米，母亲给我们做炒面，锅里没有一点油，把面粉在锅里炒熟，然后用开水冲成面糊吃，居然很能饱腹。63年父亲凭政府发的优待券在商店买回了一盒黄油。这罕见的食品令我们垂涎欲滴，用小刀将黄油薄薄地切下一片，把它夹在热的窝头或馒头之中，待它融化渗进食物里再慢慢地咀嚼，真觉得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一小盒黄油被全家享用了一个冬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往南，有一个叫“德昌厚”的老字号糕点店。有天一辆人力三轮往店里拉糕点，车后边出现了一群蓬头垢面孩子，有的还光着上身。这群孩子徉装帮助车夫推车，突然从盖着油纸的糕点箱中抢了点心便逃。路人见状皆目瞪口呆。孩子们一哄而散，顿时不见了踪影。
　　至今，我的脑海中仍铭刻着大饥荒时期那种对食品的极端渴望和常常饥肠辘辘的感觉。
　　三年大饥荒的阴影很快就在我们的身上消退了，我们仍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里，仍然有着岁月静好的时刻。至少对“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们而言，生活中的嬉戏和学习蕴含着当下的幸福和对明天憧憬。
　　我还记得初春的一天，老师带我们登景山看日出。天刚蒙蒙亮，我们就爬上了万春亭。天有薄云，完整的日出没有看到，但在涂抹着蓝色和玫瑰色的苍穹下，北京的天际轮廓线却异常美丽。
　　上四年级之后，我喜欢上了一本叫《旅行家》的杂志。我常把文章中的优美词汇记在自己的本子上。老师看到后表扬说，这是学习语文的好方法。那时家里订了《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杂志，当然也有一套许多家庭给孩子买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些读物是我和哥哥的最爱。父亲带回家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小丛书》成为我的历史启蒙读物。
　　看电影也是孩子们那时最享乐的事情。5分钱一张的的电影票，与今天对比便宜得能惊掉人的下巴。在大华电影院我看了《小蝌蚪找妈妈》《马兰花》《大闹天宫》。这些是四九年以后最优秀的少儿电影。在米市大街上的另一个电影院——红星电影院，我看了国外精彩的科学纪录片《獴的故事》。
　　从家里穿过金鱼胡同便是东安市场（文革时改名东风市场）西门。挨着西门便是清光绪末年建成的著名的吉祥剧院。许多京剧名角曾在此登台。父亲带我看过一出折自子戏《水漫金山》，说的是白蛇战法海的故事。台上旌旗招展，虾兵蟹将围攻法海寺。戏到高潮时，一只喷着火的葫芦突然滚向台口。幸亏台侧一名工作人员快步上前收了葫芦，否则不知会发生什么。“外行看热闹”，坐在台下的我眼花缭乱，早忘了演出者为何人。
　　东安市场西门里有旧书店和旧书摊。我随父亲和哥哥去逛过几次。在店铺的过道上，长长的案子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书。案子上方挂着灯泡照明，周围的人们各取所需，埋头看书选书。在书摊上我买回来过一本科幻故事。书名忘了，内容讲的是几个少男少女去一片被森林环绕着的沼泽地探险，发生了种种奇怪的事情。这片沼泽实际上是一个陨石坑，而陨石则来自宇宙中一颗神秘的星球。
　　我读了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也读了《神笔马良》。那时，还可读到不少国外优秀的童话绘本。《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是我在邻居家借的，咬核桃小人指挥一干人马和有着7个头颅、带着7个王冠的老鼠国王的战斗颇有些心惊心动魄。这是德国作家霍夫曼的童话小说。而意大利童话《比诺曹历险记》，更令我爱不释手，长鼻子的匹诺曹、他的木匠老爸、那只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的蟋蟀……这些艺术形象在脑中永远挥之不去。
　　少年时代这些肆意的、全凭兴趣的课外阅读和欣赏培养了我以后对科学和艺术的兴趣以及对阅读的爱好。这爱好使我受益终生。
　　在大饥荒之后的岁月是短暂而平静的。人们丝毫感觉不到中国的社会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又在酝酿着一场狂风暴雨，整个中国将处于长期的动乱之中。
　　随着文革的爆发，我的学业在小学五年级之后戛然而止。小学的操场上出现了大字报。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完全忘了，无非是人云亦云的批判和口号。小学女校长姓王，短发，高个，常穿着件干净的列宁装，运动开始便靠边站了。一天学校开批判会，派红卫兵和年级代表的我去叫她。校长家就在东单附近。屋内陈设简单，单人床上有一张叠得整齐的薄军被。在床沿，她独寂地坐着，听清楚我们的来意后，起身跟我们走。批判会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王校长弯腰低头站在讲台上，陪斗的还有脸色灰暗的教导主任孙伯荣。
　　在一片批判声中，有个男生突然一挥手向女校长掷出了一个东西，这是一枚算盘珠，珠子准确地砸到了校长的脑袋上。她身子猛地抖了一下，没有抬头。我缩在教室的一隅，突然想起加入少先队的日子。那是64年6月1号，在阳光灿烂的操场上，王校长亲手给我带上了红领巾，她平时不苟言笑的脸上有一丝笑容。而今天，这位校长瘦长的身子弯了下去，如秋风中的一株瑟瑟衰草。
　　喧嚣和欢乐的校园，很快就变得空旷而寂静。教室的门窗紧闭，课桌椅上落满灰尘。学生和老师已作鸟兽散。我们失学了，似乎无人在意，只有无拘无束惬意。伯母悲悯地看着我，喃喃道：五年级的肄业生！
　　一个阴沉的冬日的下午，我再次走进了学校，四处空无一人，只有风卷起的尘土和纸屑在墙角打转。我转到教堂的北侧，那有一个小空场和一排教室。我捡起了一根木棍，突然向这排教室的窗户抡过去。玻璃破碎的刺耳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整整一排窗户面目全非，我扔下木棍扬长而去。
　　许多年以后我屡屡自问：这疯狂的举动是被压抑已久的青春年少的某种顽劣性的释放？还是一种对当时“打砸抢”风气的拙劣模仿？亦或是在我所受的教育中，那种潜在的阶级斗争戻气的驱动？总之，这是人性之恶。但发生在那个年代却毫不奇怪。
　　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我去找同学Z，他个子不高，活泼机敏，是班里的小队长，也是校体操队的。他在帅府园马家庙的家曾经是我们的学习小组，对门儿便是新凤霞和吴祖光的宅子。Z家的大门口挤满了人，院子中传出打骂之声。我从人缝中挤进去，被院子里发生的一幕惊呆了。Z家是院子的北屋，有几层台阶还带着一段廊子。此时他的父母和另一个男人并排跪台阶上，身后是一群咆哮的红卫兵。一个矮个的身穿旧军装的女红卫兵一脚蹬在一个矮凳上，一脚踏在Z的父亲的背上，挥着皮带抽打跪在地上的人。Z的父亲发出阵阵哀嚎，他的母亲蓬头垢面，额角流着鲜血，嘴里叼着一双乳白色的高跟鞋。脸色苍白的Z看见了我慌忙要从廊子里下来，立即一个红卫兵粗暴地制止了。
　　抄Z家的是东城××中的红卫兵。有人说他父亲是资本家，有人说他父亲是解放前的旧官吏。
　　我退出了院子，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多年以后，Z成了东城以凶勇斗狠而名噪一时的大哥。
　　66年至67年，红色恐怖笼罩着京城，一些学校打死了人。协和医院北宿舍院红砖墙上的大字报越贴越厚。北院的侧门外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架钢琴，下面是成堆破碎的胶木唱片。这倒不是红卫兵所为，而是那些留过洋的医学专家和教授们为了避祸自我“抄家”的结果。米市大街上的基督教青年会被红卫兵放了一把火，浓烟滚滚，纸屑乱飞，幸亏整个建筑没被点燃。青年会的人被赶到大街上弯腰批斗。胡同里外交部宿舍的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红色××下，“砸烂××的狗头”的粗体黑字触目惊心。一个傍晚，在我家的门口，一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缓缓驶过。在口号和革命歌曲声中，红卫兵们的脚下躺着一个披头散发，身着灰色布衫，一动不动的女人。
　　我惶恐地转身回家，告诉父亲街上的情景。父亲僵坐在沙发里，嘴唇微微颤抖。他把我和哥哥叫到面前，对我们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要记住，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这个家的事。”
　　父亲不过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他此生唯一的“污点”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体参加了国民党。而这“历史问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的头颅之上，使他在四九年以后的生活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一天，新搬来不久的住在前院的一个邻居来到我家。此人是青年艺术剧院的木工、一个掌权的造反派。他左臂上带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沉着脸对父亲说：“以后别让你孩子把这种书带到我们家！”小人书是邻居的儿子向我借的。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接过小人书说没有说话。男人走后，父亲猛地转身抽了我一记耳光，仍然没一句话。我捂着脸颊倍感屈辱。但也明白，在那个时候，一本书可能便会给一个家庭带来无妄之灾。
　　自从停学之后，我对小学的记忆是凌乱而破碎的，也恰如这座小学校在这场浩劫中的样子。
　　在东单这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现在已不见米市大街小学。它和它紧邻的那所旅馆以及南北的几条胡同，都被一个庞大的医学帝国所覆盖——成为协和医院的一部分。许多年后的一天，我去协和医院。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大厅中，蓦然想到：这里曾经就是我儿时的学习和嬉戏之地。小学5年的记忆永远只能保存在脑海中了。

二

　　1968年，在闲荡了近两年之后，我们被就近分配到外交部街中学。动乱在各地蔓延。中学里文革的战火正熊熊燃烧，学校由革命委员会管接管。那时各教学班都不叫“班”而叫“排”，颇有战斗组织、革命部队的味道。学校的基本教学直到上面发布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老三届分批下乡之后才稍有好转。那些出身不好，被当做牛鬼蛇神的教师陆续被允许返回课堂。
　　我们的班主任叫张家桢，是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不久的年青人。他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讲课条理清晰。他食指和无名指夹着粉笔，以拇指为中心，左右一画，黑板上便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圆。仅此一手就让教室的学生们安静下来，心里叹服。我喜欢他的几何课，解起题来也饶有兴趣。我的那点可怜的数学知识全拜他所赐。
　　最喜欢的还是语文课。老师叫王启芸，约摸50岁上下，扬起的眉毛显出几分严厉。有人背地里说她是资本家的小老婆。
　　上课时她常常给我们读鲁迅的小说。她捧着本《鲁迅全集》，边朗读边在课桌之间走动。江南的百草园，三味书屋，孔乙己和他的茴香豆，乌裙、蓝袄的祥林嫂，黑瘦的近视的藤野先生……故事中的人与物似乎都浮现在我们眼前。语文课对我而言有一种亲切而温馨的氛围。我们也有作文课。那时候上面号召“备战备荒”，中学也要挖防空洞，我们披星戴月地挥锹干活。于是便有了挖防空洞题材的命题作文。交了作业不久，王老师当堂朗诵了两篇范文，一篇是我写的，一篇是另外一个班级的一个女生写的。这更激起了我对语文的兴趣。
　　除了数学和语文之外，我们还有珠算课。教课的是一位叫胡济声的老头，已经秃顶，胖胖的身材，原是学校的教导主任。黑板上挂着一只硕大的算盘，老先生缓慢地移动着身躯，边拨动算盘珠边念着珠算口诀。这时讲台下早已交头接耳，纸团乱飞，一片嘈杂。同学们各忙各的，几乎无人听课。但老先生却熟视无睹，语调平和、镇定自若地讲着，似乎面前空无一物。我们还曾开设了英语课。除教了26个字母。直至课程结束，我们练习最多的是两句英语，一句是“毛主席万岁”，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那时候上课前，还要由学生干部带领全排同学诵读毛主席语录。所诵读的无非是伟大领袖关于青年、理想、学习、革命的教导。一次轮到我在黑板前领读语录。神差鬼使，我竟找的是一条关于粮食生产的语录。待课堂中的诵读声响起，我才发现不对。抬眼偷望，所有的人皆面色如常地在高声诵读。
　　其实即使有人发现，也不会提出纠正，因为甭管什么内容，红宝书中条条皆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其他还上过生物课，但刚刚讲到植物的细胞便挨到了中学毕业。
　　在中学，我们最多的时候是在训练走各种队列、长途拉练、参加各样的批斗会和游行、在校园内挖防空洞、在通州马驹桥割麦子、在北京面粉厂里扛面以及在北郊苗圃劳动。这叫学工学农。
　　我还记得进中学后第一个冬天参加的一场批斗会。当时老三届们还没有大批下乡，被批斗的是那一拨儿的学生。这个男生似乎是某一派组织的头头，喊出了“打倒马恩列斯毛的狗爹”的口号。原想振聩发聋，谁知狂妄且逆天，于是理所当然的变成了反革命。在台子上，两个红卫兵狠狠地将他的头按下去，又抓着头发把他的脸扬起来，男生眉目清秀，脸上没有表情，俯仰之间，他那条脏兮兮棉裤滑到了胯间，露出了大片白花花的肚皮。
　　这样的批斗会在我们眼中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在米市大街，批斗吕正操的卡车曾隆隆驶过，这位将军出身的铁道部长被反剪着双手，脖子上挂着巨大的牌子，灰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距我们中学不远的中央美术学院门口，在红卫兵的押解下，叶浅予、李可染、罗工柳、黄永玉等人排成一排，齐唱《牛鬼蛇神之歌》。各种各样的批斗会随处可见。只要不殴打、流血、死人，与会者早已处变不惊。
　　使我感到煎熬的，是超出我们体能和营养供给的各种劳动。
　　一个深秋，我们在北郊苗圃清理河渠，沾满泥水的铁锹几乎挥舞不动。临近中午，我已疲惫不堪。熬到了收工，我们还要两人一组，扛一些被农场职工伐倒的树干回去。树干有碗口粗，两三米长。我和另一个同学步履踉跄，咬牙前行。十四五岁，体态单薄的我们终于尝到了劳动的艰辛。
　　午饭是包子和菜汤，汤上飘着薄薄的油花，包子每人三个。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已的，仍然饥肠辘辘。女生们上午的劳动比较轻松，同样的午饭，会不会有剩下的包子呢？我蹲在地上，眼巴巴的盯着对面的女生宿舍。果然，一会儿出来个女生，手里攥了个包子说，这是我们剩的，你够不够？我疾步上前接过包子，转身便往嘴里送。包子是萝卜馅儿的，肉不多。送给我包子的女生身材单薄，梳着短辫子，叫邱薇薇。
　　2018年，阔别几十年的中学同学们齐聚一堂。女生之中却不见邱薇薇，谁也不知道这位女生毕业之后的去向和命运。
　　当然，我们参加的各种劳动并不是强迫的，是自觉自愿的，这是我们学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与学习知识无关，与思想改造有关，并有某种惩戒的意味：你们是学生，要想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向工农兵学习，进行思想改造。
　　作为首都的中学生，我们还有迎宾任务。1968年10月，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我们手持花束早早的便候在机场。中国的总理陪着客人在欢迎队伍前缓缓走过，离我们不过两步的距离。阿尔巴尼亚外宾身着黑色大衣，笑容满面；周恩来则身穿那套标志性的、剪裁精致的灰色中山装，面容清瘦，脸色凝重。
　　这个接受了百亿巨款援助的、贪得无厌的蕞尔小国，不久之后就开始与中国翻脸。
　　在中学的三年，我们的汗水肆意撒在麦拢和沟渠之间，我们学到的知识可怜，头脑空无一物；我们只知道反修防修，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却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们目光迷惘，前途茫茫。
　　但是，我们年轻的躯体自然地在发育成长，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严苛。
　　冬季的清晨，我和同学们冒着严寒坚持长跑。从学校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当我们折返时，旭日东升，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和长安街的建筑上。我们吐纳着凛冽清新的空气，血液沸腾，步履矫健，精力充沛。
　　十年动乱不仅粉碎了无数人的理想，而且吞噬和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所应接受的正常教育，早已在革命的风暴中支离碎破。
　　然而，我仍有机会继续阅读。这当然是在校园之外。为了避祸，家里一些老旧的报刊和书籍早已销毁，书架空空，所剩无几。父亲因为搞过俄文翻译，所以家里居然还留有别林斯基选集、普希金诗集以及几位苏联作家的作品，而与我家关系很好的一个邻居家里，也还保存着一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以及鲁迅全集。这便成了我和哥哥以及邻家孩子互相交换的精神食粮。鲁迅的杂文及别林斯基的文章，对我而言还是艰涩难读的，但普希金的诗、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却向我敞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我读的第一部诗体长篇小说便是普希金的《欧根·奥列金》（查良铮译）。这个本子有不少精美的插图。我记下了开篇的《献辞》

　　我不想取悦骄狂的世人
　　只希望博得朋友的欣赏
　　但愿我写出更好的诗篇
　　献给你，和你的灵魂一样
　　也那么优美，也那么纯真
　　也充满了圣洁的思想
　　……
　　这些朴素的，高远的诗句
　　有些儿诙谐，也有些抑郁
　　它们任随我倏忽的意兴
　　在不寐的深夜里写成：
　　它们是虚掷的青春的果实
　　里面有冷静的头脑的记录
　　和一颗苦涩的心灵的倾诉。

　　读完这部长诗，我为主人公的命运而感叹，竟几天被一种莫名的忧郁、惆怅的情绪所笼罩而无法自拔。
　　果戈里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涅瓦大街》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以至40年后，当我立足于莫斯科的涅瓦大街，看着周遭熙熙攘攘的人群车流时，恍惚间好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19世纪。脑中竟不觉地浮现出的果戈里笔下的那些人物。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着抒情诗般的笔调，也是我所喜爱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我读得较慢，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令我感到阴郁和压抑。苏联作家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则是在学师范的大姐的推荐下读的。
　　当然，在此期间我还读了三本使中国青年一代心灵激荡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牛虻》。《牛虻》因书中的宗教及人性的描写在当时已被列为禁书。
　　我和许多人一样，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抄在笔记本上：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每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限，我所能阅读到的书籍大部分为苏俄作品。
　　阅读使我的心灵安静了下来，不再受街头巷尾那些疯狂和喧嚣所干扰。读书令人充实而愉悦，使我感到了自己知识的匮乏和对世界无知，也燃起了我更大的求知欲望。但阅读也是孤独的，因为无法与同龄人分享和交流。
　　说来真是幸运，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好似台风中的“风眼”，我们居然还能偏安于一隅，阅读到使我们感兴趣的书藉。其个中原因是：我的出身按当时的政治分类，并非“罪大恶极”，虽然父亲在单位受到了批判，但并没有挨斗、被抄家，所以生存环境尚能平安。
　　平静的生活不久即被打破。和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1969年哥哥去了东北建设兵团。我和家人去永定门火车站送行。当列车徐徐离站的时候，挤满了人的站台上突然爆发了阵阵哭声，倾刻，哭声响彻了整个车站。车上车下的人都在流泪。
　　这些奔赴边疆屯垦戍边的青年们不知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亲人们也不知何时再能与他们相聚。
　　之后父亲也去了湖北的五七干校。那是个荒芜之地。
　　教室外边有一棵杨树。叶生叶落，显示着四季轮回。1970年的春天，树叶被细雨浸润得一派翠绿。我们将要离开这所待了不足三年的中学，我们会去什么地方？我们将来会干什么？
　　没有答案。
　　那是一个人被命运所操弄，而人根本无法掌握命运的时代。

　　本文由常汝先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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